“近年来，在贿赂方式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从过去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为隐蔽性较强的性贿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感情贿赂等非物质化贿赂。”这是《官员腐败出现新动向，性贿赂等非物质形式流行》一文中，反腐专家对腐败研究的新发现。（8月23日中国新闻网）

说性贿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是非物质贿赂三种类型，我想问的是，这是新发现的问题吗？说是“腐败新动向”，起码有两种情况：一是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二是过去很少的，现在规模发展了。文中举出的是1994年，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方仁接受性贿赂的例子，就是说，这事情已发生16年了，怎么也不能说是“腐败新动向”啊。

那么，非物质贿赂的出现和作为物质贿赂的权钱交易是什么关系？一种情况是，非物质贿赂的出现，部分地取代了物质贿赂的权钱交易；一种情况是，非物质贿赂是在物质贿赂的基础上增加的贿赂形式。专家的文章分析，非物质贿赂的产生原因，是因为反腐败高压态势使然。一些高级别、大金额、重量级的物质化贿赂受到一定程度的重创，被迫进行转移。这是不对的。我不相信非物质贿赂是物质贿赂的转移，除非你能说明有了性贿赂，权钱交易相应少了，或者能举例证明某贪官只要情妇，不再收取钱财了。

我以为，研究反腐败不需要围绕腐败的表现形式兜圈子，这对于反腐败并没有实质性意义，并且往往漏洞百出。例如研究出“59现象”，最后却发现还有“39现象”；说“处级干部犯罪仍然高发”，其实处级干部的发案率并不高于厅级干部；我们提出来要注意“两手干部”腐败，却不知道几乎所有腐败分子都是“两手干部”。其实所有腐败，无非是寻求升官发财玩女人，难道还能逃出这些终极目的？

我们研究反腐败，只要牢牢抓住一个根本，这就是对权力的监督。对此，专家说的公开透明、舆论监督、分权制衡、民主选举四条还是很正确的，或者再加一条财产公开，不过这些落实得还不很理想，推进力度很不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这也正是腐败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的原因。如果我们只是研究腐败的种种现象，然后去研究对应策略，发现有性贿赂了，于是想办法预防性贿赂，那很容易被腐败分子牵着鼻子走。 江苏东台 殷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