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旧房”的改造是否作为公共利益，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新拆迁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危旧房改造需90%被征收人同意的条款。意见稿提出，旧城区改造项目将经人大审议通过。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应当纳入市、县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行政强制拆迁将取消，须由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12月16日《新京报》）

拆迁矛盾日益突出，暴力拆迁事件不断上演。制定新拆迁条例，规范拆迁行为，势在必行。国务院法制办就条例草案两次征求意见，在中国立法史上十分罕见。这既说明新拆迁条例在制定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复杂、牵涉面广，也体现出政府尊重民意，慎重立法的姿态。特别是二次征求意见稿提出，行政强制拆迁将取消，由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旧城区改造项目经人大审议通过。这是新规的亮点。事实上，暴力拆迁不仅是开发商的惯用伎俩，地方政府主导拆迁也值得商榷。唐福珍事件、宜黄事件就是政府主导拆迁引发的典型案例。黑龙江东宁县长要“钉子户”不要以卵击石更像是暴力拆迁的宣言。新规定改行政强拆为法院强制执行，有利于规范政府拆迁行为，与宪法与物权法精神一致，值得肯定。

二次征求意见稿提出，危旧房改造纳入市、县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这实际上赋予了政府对危旧房改造的主导权、决定权。但是，危旧房改造如何进行，是一个颇有技术含量的话题。如果把改造民众不能居住的危房算作公共利益，没有多少人去质疑，但是把“旧房”改造纳入公共利益的范畴难以服众。如果地方政府以改造“旧房”的名义打造形象工程，侵害普通民众的利益，显然难与公共利益划等号。比如，东宁县以三年内消灭县城平房为借口，强拆公民房屋，威胁“钉子户”不要以卵击石就是政府“假公济私”的典型。如果说新条例出台之前，县长叫嚣“钉子户”不要以卵击石是权力最后的疯狂的话，新条例拟规定政府为“危旧房改造”的主体，删除危旧房改造需90%被征收人同意的条款，实际上剥夺了被拆迁人对危旧房认定的申辩权与不拆迁的权利。如果政府以“危旧房改造”为名，大拆大建，行商业开发之实，“合法”暴力拆迁，怎么办？新条例显然不能忽视这种情况。

众所周知，司法是“终极救济”，是公民维权的最后防线。同样，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拆迁须谨慎行事，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把法院当成政府部门，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变相替换成“暴力拆迁”。因此，法院强拆代替政府强拆是一种进步。但是，从物权的角度讲，公民取得住房产权不仅包括住房实物，也包括70年土地使用权，公民物权具有排他性，并不具有公共性。讨价还价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法院应该爱护司法羽毛，应政府申请执行强制拆迁不能草率行事。

换个角度讲，法院虽然具有独立审判权，但在现实体制语境下，法院的人财物配备有求于地方政府。对于不利于政府的判决，法院强制执行政府未必给力。但是法院应政府申请执行强制拆迁，根本不在话下。让法院人财物独立，预算单列，摆脱政府的束缚，应该是治本之策。而且，我认为，政府要学会权力自律、敬畏法律，尊重公民物权，不要把危旧房改造当成“强拆”遮羞布。另一方面，法院要明确角色定位，秉持公正立场，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对政府提出的强拆申请，要仔细甄别，谨慎论证，充分尊重被拆迁人诉求。不能对政府有求必应，对强拆一路绿灯。

因此，新拆迁条例二次征求民意，体现了进步性，但是对公民物权的保护仍显不足。剥夺民众对危旧房改造的话语权，更像是对强拆的妥协与退步。“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新拆迁条例整个立法过程透明公开，充分吸纳民意很重要。同时，中央要冻结地方政府强拆行为，避免某些地方瞅着新条例未出台的空当，导演最后的暴力拆迁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