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日广州判处了池某某危险驾驶一案，因当事人体内酒精含量为84.2mg/100ml，他酒驾是为了送生病的女儿去就诊，且有医院病历予以佐证，综合考虑之后法院对其判处犯危险驾驶罪，免予刑事处罚。（11月15日《广州日报》）

从“醉驾入刑”的条文表述，到“醉驾并非一律入刑”的权威补充，相关议题一直饱受关注。而立法层面的含混不清，同样投射到司法实践过程。于是，数月以来，公众既看到了“入狱半年”的高晓松，也看到了更多免于刑罚的幸运儿。同为醉驾，命运迥异——其间，固然得考虑不同案件的特殊性；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或更得深度关注。

种种是是非非，皆发端于今年五月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其中明确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此等表述，既

未罗列例外情况、又无过多限制性前缀，可谓“义如其文、一望便知”，俨然毫无变通发挥的空间。但之后，或是为回应民间对“一刀切”的担忧，最高法副院长张军曾表示“醉驾不一定入刑”。由此，醉驾判刑与否，变得偶然性十足。

关于醉驾的诸般执法错乱，远不止这么简单。原因在于，“醉驾非一律入刑”不仅获得部分力挺，且本就有上位法的支持——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倘若从最严苛角度理解，“下位法违反上位法则失效”之原则，“醉驾入刑”的相关表述天然有待完善。但，鉴于立法修正进程迟缓，现实中某些法官竟多依照“最高法表态”和“个人化的权衡”断案，结果很多时候自然难以服众。

回到上述案件，其判决结果与判决过程，注定令人狐疑。值得关注的，当然是那温情脉脉的免刑理由：“醉驾是为送女儿上医院”。但凡略懂些法治常识，面对如此善解人意的法官，多半会忍俊不禁吧。“法”之为“法”，便在于甚少考量动机、初衷，而侧重参照结果、事实。具体到交通案件，“为了女儿醉驾”和“因纵乐醉驾”，难道有所区别吗？一样置他人乃至自己于危境，一样明显违反法条。诚然，法律上有“善意违法”一说，但这显然不适用于危害第三方的案件，一如“酒后驾车”。

一面是“醉驾一律入刑”，一面是“醉驾非一律入刑”，文本解读尚无共识，具体判决自然有多种模样。问题是，即便弹性显而易见，也总不该写出荒诞离奇的判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