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午12时许，漳州角美龙池灿坤的一些员工拉着横幅，排成两排，站在灿坤2号门门口的公路上，导致该路段厦门往漳州方向，交通严重瘫痪。一个小时后，该路段才恢复通行。（《海峡导报》12月4日）

工钱被拖欠，工人的心情当然不难理解，不过，因此便拉横幅堵路，导致交通拥塞，如此“把张三的错发泄在李四身上”，显然让人无法恭维。事实上，上街堵路本身甚至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以违法方式来维权，也的确是不够理智。

应该说，这些工人的过激做法，的确有些不妥，欠薪通过劳动部门和信访维稳中心进行合法理性维权，不要采取过激手段，也的确不失为维权的正道。不过，讨薪外来工是不是真的天生就习惯于使用过激手段，是不是真的没有通过正当渠道便直接上街堵路，其实还应有进一步的调查才能得出结论。在此之前，假如仅仅是就事论事，并把问题和责任全部归咎于讨薪工人的行为过激，恐怕并未真正从根本上化解导致群体性事件的根源。

事实上，对于这些讨薪工人而言，假如不是无计可施，恐怕也不会想到并最终采取“拉横幅堵路”这样极端的下下策。然而，明明付出了劳动，却领不到报酬，工人权益受损其实已不言而喻，但是，工人们真的能够通过合法途径顺利维权吗，可循的维权路径的确是有，但这些路径走起来却未必乐观，让相对弱势的工人去和老板商量，胜算其实并不大，而相关劳动权益部门，很多时候也同样未必靠不住，对工人的维权诉求打官腔，或是以各种理由拖拖拉拉，爱莫能助的，也同样不在少数，既然正规维权途径不是经济成本太高就是时间成本耗不起，这个时候，对于维权无望的工人们而言，“上街堵路”这一把事情闹大的险招，还真是极有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曾经听到过一位警察的抱怨，被欠薪的工人闹事，劳动部门不出面，欠薪的老板躲在后面，却让我们警察去平息事件，根本就是找错了“系铃人”。某种程度上，当维权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而劳动部门却一无所知，欠薪老板更是无关痛痒，这本身其实就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单方面要求工人去理性维权，却不对劳动部门的响应速度与维权职责加以明确的约束，如此“理性维权”的确难免一厢情愿。而从事件最后通过协商，约140名工人全部拿到了工资来看，把事儿闹大还真不失为维权的捷径。

基于上述视点，把事情“闹大”，制造群体性事件，竟然成为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最终出口，固然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事人存在着法律意识的欠缺，但与其全拿当事人的不够理智和过激行为说事儿，倒不如更多的去反思社会对于矛盾和纠纷的疏导渠道是否畅通。正如下水主管道的堵塞必然会导致污水四溢，甚至殃及无辜，确保维权通道的畅通无阻，才是防止群体性公共事件的对症之策。一言以蔽之，“理性维权”也需要有“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