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开大庭，审理一起曾经轰动全城的专卖店纵火案。闻风而来的CCTV-12和本地电视台早早架起了摄像机，新启用的一号法庭，肃穆恢弘，气场十足，相比多年以来的逼仄窘迫，颇有鸟枪换导弹的穿越感，走遍大江南北法院的央视老郭也啧啧赞叹“深山出俊鸟”。对这些我一向兴趣阙如，我更关心这座大楼里的人。

审判长老袁，我在刑庭时的老领导和师傅，被我称作30年来判死刑最多的大判官。不知不觉之间，老袁已是机关里最资深的庭长，当年的小伙伴们，有的成了顶头上司，连我这个曾经亦步亦趋的小兄弟，也跟他平坐到了一张桌前，老袁依然水过石头在，一直趴在刑事口上，健硕得很，也绝少怨怼。

有时我会跟官场上的朋友开玩笑说，呆在法院其实是最好的。因为在官本位国度，几乎所有最有权势的“官”都在主席台上，只有法官例外。绝大多数法官，哪怕终其一生也没坐过主席台，但一定都会有自己的道场——法庭。在这个道场里，他们的位置必须最高最居中，再如何权势熏天的人，没有执法槌的资格，也得乖乖坐在旁听席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这个大院的主席台上也是常把新桃换旧符，他们之中有的会踏石留印，有的风过了无痕，有的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坐上这个席位，敲响法槌，气正腔圆地说一声：现在开庭！

看着老袁在庭上的风采，我想起了刚刚退休的老陈。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老陈到法院时，我大约刚出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大学毕业进院，他已是刑庭副庭长。再后来，他终究没能更进一步，直到按照干部年龄“一刀切”的政策转为普通审判员。老陈的执拗是出了名的，比如他爱顶牛，审委会上某院领导批评他案子没办好，他扔下卷宗拂袖而去，丢下一句话，“那你个人来办嘛”。

每一代法院人身上，都不可避免地会刻下历史的烙印。当年我进院时，老陈他们那一代人正值当打之年，院里除了少量“文革”后“归队”的老知识分子和恢复高考后零星回乡的大学生，多从行伍转业，法科生比例很小，且多是初出茅庐的小萝卜头。

新世纪来了，院子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老资格的老陈说话音调低沉了不少，分到手头的案子，想办就多办几件，不想办就撂挑子开硬腔。他心里一直隐隐有一个结，在正科级上徘徊了多年，因为学历、机遇抑或诸多难以言喻的因素，副处一直与他失之交臂。组织上的政策坚硬而又多变，似乎总跟他过不去，他也找领导拍过桌子撒过气，领导也无计可施，直到退休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这个问题慢慢成了一个死结。

满头白发的老陈退休了，一位在法院工作了35年的老法官，走得悄无声息。以前干部退休，机关大抵是要开个茶话会或欢送会的，花生瓜子一大堆，苞谷老酒摆一桌，畅叙一番同行共事的同僚情谊，相约晚年一起打门球的黄昏时光。现在似乎不兴这些了，同在一栋大楼里朝夕共处，相敬如宾，门禁森严，各自忙碌，渐行渐远。

我其实很敬佩老袁和老陈。

这个国度的法官头上没有多少炫目的光环，脱下法袍都不过是为生计奔忙的普通百姓，喜乐悲愁与凡人全无二致。每当我看见一些年轻的同事，耐不住缓慢增长的职级薪资，郁闷于党政系统里同学的晋升速度，忙着考试，忙着吐槽，我都想对他们说一句，评价人一生成功与否，全看自身定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道场，在这个大院里，守住法官的道场，其实比什么都好。

（作者为某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