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佞臣秦桧书法一流，据说不在颜柳之下，我们至今使用的宋体字便是他的发明，其诗文在当时也堪称一绝；乍看那满纸字体方正、内容华美形神兼备审美韵味的文章时，谁能想象到他的陷害忠良、卖国求荣的小人行径？ “莫须有” 杰作足以证明这一文化人的凶险阴毒比起一般的暴戾之徒有过之而无不及，难怪会被后人所唾弃，连其后代子孙也发出“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感慨！

其实文化人和许多平常人一样，不是不会作恶，只是没有机会罢了！曹雪芹笔下的贾雨村，在没有发达时，倒是循规蹈矩低调做人，颇具文人应有的良知；一旦中举做官，在关系到自己利益和仕途时，却昧着良心，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亲手把恩人之女甄英莲的幸福葬送；贾雨村有没有拷问自己的内心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一定为自已的再次作恶寻找过理所当然的理由，于是他又恩将仇报于贾府，用人性与良知的一再堕落，换得官场平步青云，在如鱼得水间，在八抬大轿簇拥下，他忘乎所以了，那颐指气使的作派，那飞扬跋扈的神态，完全忘却当初身为草根时的贫寒与卑微！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人作恶、昧良心可谓灿若群星，绵延不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文化人集体堕落的一次大表演！面对浩劫，软弱的文人不敢说出真话，保持沉默也是难能可贵，偶尔说几句应景的奉承话，都可以理解，倘若充当急先锋，摇舌呐喊便是涉及做人的准则与底线；当时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的郭沫若便是一个典型，面对“文革”这一民族灾难，不但没有说半个不字，却大肆歌功颂德，写下《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内容阿谀奉承令人作呕；仅仅过了五个月，又写下《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立场与站位完全迥异，“调头”如此之快，让人叹为观止！我们仿佛看到部分中国文人，为了保住官位或既得利益，让本应高贵的灵魂飘荡在良知之外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