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干部微博叫板县委书记折射维权困境2011-10-26纪委干部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公开在微博上叫板县委书记，甚至不惜赌上自己的乌纱帽，毋庸置疑这是一种非主流做法，是背离官场潜规则的行为，这也是引来网友追捧的主要原因所在。当然，对于这种敢于维护人民利益而不惜得罪县委书记的勇气和胆量，我们应当给予钦佩和支持，也期望这样的干部越来越多，敢于公开叫板已经存在或者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违纪的领导干部，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然而，纪委干部叫板县委书记背后的一些真问题，不能轻视，直接折射了群众通过体制内渠道维权存在漏洞和很大难度，这更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纪委干部通过微博方式叫板县委书记，而不是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叫板县委书记，足以说明作为惩处腐败的纪检系统内的干部自己都不信任体制内的法定的维权渠道能够真正帮助群众维权，更别说广大普通老百姓通过体制内途径维权。众所周知，作为纪委干部，在体制内的法定维权途径上具有天然优势，自己不仅懂得体制内维权的一整套办案的法定程序，而且能够即使行使自己手中的法定权利，随时可以向纪委机关检举。但是，纪委干部舍弃自己的天然优势，而是走偏路，像很多弱势人群一样，诉求于网络、诉求于媒体，并以自己的纪委干部身份和官帽叫板县委书记的轰动效益来吸引公众的关注，这种叫板和维权模式，实质上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纪委干部在体制内帮助群众维权无法获胜，只得选择“刁民”的“另类”维权办法，这个问题远远要比纪委干部微博叫板县委书记的事件本身更严重。
其次，表面上看，叫板县委书记的只是小小的纪委干部，但是这不是一般的纪委干部，而是省纪委的干部。换言之，纪委干部叫板县委书记，实际上是省级部门的干部叫板县级政府领导，不是行政级别上的“以下犯上”，而是实质上的“上级”叫板“下级”。了解官场的知道，只要是上级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下级部门而言都是领导，不管他的级别高低，高级别的下级政府机关领导在低级别的上级政府部门干部面前低头哈腰是常有的事，厅级的高校校长排队迎接教育部的小科员足以说明这一切。
事实上对于县委书记的行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违规，了解最清楚的应当是该县的纪委干部，但是帮助群众维权的、检举县委书记的不是该县的纪委干部，而是省纪委干部。实际上就从侧面说明，一县之内，县委书记还是真正的一把手，无人敢叫板，真正的“以下犯上”不存在。
省纪委干部敢于公开叫板县委书记，其实一方面基于自身是省纪委干部身份，不受县委书记管辖，不怕县委书记打击报复，甚至可以说县委书记打击报复还不够资格。另一方面这样的叫板具有轰动效应，知道县委书记也不敢打击报复。当然必须看到，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过极少数个性干部的非法定程序维权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是根本之策，根本之策只能是完善体制，理顺维权渠道，这也是降低维权成本和减少社会内耗的唯一措施。
' />纪检干部“微博叫板”亟须最公正的调查2011-10-26陆群微博举报“50名民工被骗到长沙怡海星城工地，40天没事做，没获得任何补偿。长沙县公安局勾结无良建筑商，制造虚假协议，把民工骗到项目部，出动数十名防暴警察进行抓捕”，长沙县警方坚称出警、处置是正当执法，对阻工闹事人员予以治安处罚正确合法。双方所述事实截然相反，意见尖锐对立，旁人若不含先入之见，的确难断孰是孰非。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如《人民日报》就此事刊发的评论所言，需要有超乎“当事人”的上级组织介入，作出更权威、更客观、更有说服力的调查。
显而易见的是，陆群作为省纪委一名在职干部，像一名普通上访者那样以“微博叫板”的方式将事件公开化，主要是因体制内反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严重受阻——此前他曾发微博披露讨薪民工被拘之事，长沙县方面称对此高度重视，将认真调查依法处理，但几个月过去仍无下文，大有一拖再拖不了了之的意思。应该说，体制内正常渠道受阻并不罕见，但一般干部遭遇此种情形，要么知难而退就此罢手，要么通过体制内私人关系或职务关系等“非常”渠道着手解决。总之，即便天大的事，也不会像陆群这样，将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冲突、官员与某公权机关之间的纠纷公开化。
陆群选择了大多数干部在类似情况下“想都不敢想”的表达方式，可以说犯了官场大忌。从这个角度说，人们不能不为他“微博叫板”的前景深感担忧。设想一下，此事最终不外乎三种可能。其一，如果民工诉求的确不合理，长沙县方面的执法、处罚并无不当，那事情就很简单，陆群自己是否会“辞职以谢天下”且不说，有关部门势必对其非常规行为有所反击，甚至可能以他涉嫌“诬告”严厉究责。其二，超乎“当事人”的上级组织介入调查，发现民工诉求合理合法，长沙县方面的执法、处罚严重不当，最终民工的诉求得到合理解决，有关责任人员受到处理和追究。
其三，即便是经过超乎“当事人”的上级组织的认真调查，发现民工诉求合理合法，长沙县方面的执法、处罚严重不当，但因已被陆群“微博叫板”高度发酵，成为万众瞩目的公共事件，此事也有可能最终以某种含混、隐晦的方式予以“冷处理”——长沙县有关责任人员不会受到严肃处理，而陆群在仕途上的发展，还很可能因此受到实质性影响。
目前最要紧的是敦促上级组织迅速介入，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调查，得出真正权威的、富有说服力的调查结论，并严格依法依规作出处理，最大限度地避免第三种结果出现。
只有在这种负责任的调查处理的基础上，才能疏通干部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的规范化渠道，建立和完善干部群众制衡权力、维护权益的长效机制。
' />“叫板县委书记”也是体制内进步的力量2011-10-25省纪委干部“叫板”县委书记，见到这样的身份和这种个性化的维权方式，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或许是见惯了官员以程式化地方式解决问题，更有人提出，这样的叫板是否合法，是否该得到鼓励。
我不否认，对农民工讨薪甚至因为讨薪被警方拘留殴打这类事件，按所谓正常合法的解决途径，是应该走向主管部门投诉或求诸法律的渠道。可是，“御史在途”不是没有这么做过。从4月份到现在，他与县纪委、县劳动局、县公安局、县建设局的人都接触过，可一直没有一个结果，才最终以这种“赌乌纱帽”的方式在网上揭露。
可是，在网上揭露是否就意味着不合法呢？显然未必。网络现在已经成为公民重要的监督和举报平台，抛开“御史在途”的省纪委干部身份不谈，只作为一个普通网友，一个普通公民，他无疑和其他人一样，拥有在网上公开举报的权利。而这种因投诉得不到解决才退而求其次的权利表达，也并不因他的省纪委干部身份和所维护对象的“家乡人”身份而有所差异。同样的，被他叫板的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也一样拥有告他诽谤的权利，就如同他自己所说，“我给了他们告我诬告诽谤的权利”，这种权利同样不因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的身份而有所差异。
诚然，官员采用这样的方式维权，就如同农民工的跳楼、爬电线杆讨薪一样，纵使有个别因为被关注而得以妥善解决，但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计。但即使这样，我们仍不能否认，这样的叫板对体制内的官员而言，仍是一种进步的体现。至少，这种非正常方式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并且，它仍在网络举报这样一个合法的解决问题的框架内。
讨薪也好，帮讨薪被拘留殴打的老乡也好，谁在一开始不是想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而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任何人的冤情其实也都能通过法律程序得到伸张，没有谁会挖空心思去想着吸引他人的眼球，因为法律制度的权威和作用，让你根本无须付出伤害自己以寻求关注的代价。可现实是，不仅普通人无法通过正常程序获得正义，甚至体制内的官员，也因法律和制度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而陷入绝望。
叫板，看上去是有太多情绪化的因素在内，但这种公开的叫板，既没有危害社会、他人，也没有突破法律制度的限制，那它就应该得到允许，让它成为现阶段不完善的法治的一种补充。如果一味质疑这种非常规维权方式的合法性，却无视其中体现出的向善和进步的意义，那其实最终，我们会陷入当下这种法律和制度常常被漠视的现实而举步维艰、踌躇不前。简言之，有人在不讲法律、制度和程序地乱作为，那相比一个劲地跟他强调这些，不如另辟蹊径，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寻求法律、制度和程序之外的方式，来促使正常途径能发挥作用，而这，正是“御史在途”现在正在做的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看到，“御史在途”叫板的方式尽管反常，但他无非是希望引起公众和舆论注意后，能启动法律调查程序，这其实还是在寻求正常途径维权，否则，他完全可以以自身省纪委干部的身份，动用权力来帮助“老乡”，而后者，无疑更是对法治的伤害。
很多人不赞同官员的叫板，无非是认为这并非解决当下问题的根本之道。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法律和制度并未能建立起权威的当下，我们缺的并不是完善的法律制度条文，而是如何创造一个让它们发挥作用的环境。闹大了之后的解决，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但这种帮助法律制度建立起权威的事件，却是我们现在需要的。舆论和公众的不断介入，促使事情在法律程序下获得解决的同时，也在逐渐攻破权力筑起的牢固的为己堡垒，从而让法律和制度的光芒照进这些原本阴暗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和公众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动，官员同样有责任和义务。
' />纪委干部叫板县委书记的冷幽默2011-10-25身为湖南省纪委干部，陆群面对农民工的凄凉叙事，完全可以充耳不闻。然而，他选择了挺身而出，瞬时受到无数网友激赏甚至感激。这看起来是一段暖人身心的佳话，但仔细打量，又不免神伤。
其实，陆群不是没有寻求过正常程序，也不是没有私下斡旋过，但效果不彰。据其微博透露，“我关注‘湖南友哥’冤案9年。每当他想走极端时，我都劝诫他理性文明上访上诉，相信真理和时间的力量，但真理却离这个可怜的老人越来越远。”“几年前，一个在长沙郊区种蘑菇的外来农民遭遇武广高铁拆迁，其应得补偿款被地方干部侵吞，血本无归，我去雨花区黎托乡政府调查，约了乡党委书记李某见面，结果我在前门等，他一散会从后门溜走了。”
正常的程序无效果，于是陆群才选择微博，选择直接向县委书记叫板这种很另类的方式。
连省纪委干部替人维权，都需要如此另类，可以想象普通公民维权之难。此前媒体也报道过，湖南郴州一市民因维权渠道不畅，不得不发布决斗书，要求和法院相关负责人决斗。穷尽各种方式仍无法维护合法权益，便放弃正当途径，采取决斗的极端方式，这让人不免怆然、唏嘘。常看到农民工跳楼讨薪或打算与欠薪者玉石俱焚，每有报道，总有人指责农民工犯傻、冲动，问题真是那么简单么？
陆群表示，“50名民工被骗到长沙怡海星城工地，40天没事做，没获得任何补偿。长沙县公安局勾结无良建筑商，在县劳动保障局的配合下，制造虚假协议，把民工骗到项目部，出动数十名防暴警察进行抓捕”。此说如果属实，不仅展现了农民工被欺骗被欺凌被殴打的遭遇，还说明当地公安部门助纣为虐，已是不折不扣的严重违法了。
省纪委干部叫板县委书记，虽然叫板，但未必能替农民工顺利维权；而且这种选择难以复制。即便此次维权成功了，下次呢？不是每个官员都这样爱管“闲事”的。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应该从两方面理解这句名言，一是人们必须信仰法律，否则法律的价值就无处体现；二是法律要让人们信仰，就必须惩恶扬善，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因此，我们激赏纪委干部陆群，但希望这种事情少一些，希望法律真能发挥作用，无需“御史在途”们披挂上阵，不让农民工受委屈，不让恶人逍遥。
' />“谁错谁辞职”应成为政治信条2011-10-24叫板上级领导，在“官本位”思想时代无论如何都能成为一大新闻。纪委干部叫板县委书记，无论从官职等级还是职权大小，都让人耳目一新，新在其“开天辟地”的敢站出来讲真话，敢为老百姓讲话，不惧权贵一心维护正义，亮出真理之剑。
大快人心的一句“谁错谁辞职”，背后隐喻着官本位环境下普遍的“畏惧心理”。新闻甫出，引得数万网民力挺，平头百姓总是以绝对立场抨击着高居庙堂者，为愤怒者喝彩，甚至有时毫无理性。官场的“对”与“错”，直接导致的是老百姓的幸福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认可度。激情洋溢的一句话，博得无数叫好，毫无疑问寄托着无数国人为民请命的政治理想，暗含着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
其微博不止一次爆料，长沙县公安局勾结无良建筑商，出动数十名防暴警察进行抓捕被骗的50民工。官商勾结的黑幕，终究没有泯灭其在职的良心所在，第一个站出来叫板上级纠错，勇气可嘉却显得极度无奈。该县长或许正苦闷于其“始作俑者”的拆台之举，咬牙狠批“如此下属”，但只能怪自己“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叫板上级领导应常态化，将对所谓上级领导应抛弃“畏惧心理”，以“平视心态”看待每一个人，而非普遍的仰视心态。敢于站出来为老百姓说话，敢于做反腐先锋，铁骨铮铮，刚正不阿，只求“还老百姓一个公道”。如此胆识，在当下环境的确少之又少，敢于叫板才能敢讲真话，敢说真话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才不会脱离最初的服务本质。
“谁错谁辞职”应成为一个政治信条，成为每一个为官之人的座右铭。敢于承认错误，敢于纠错，都是一种积极的观念。
' />别让“引咎辞职”成为中国的稀罕之物2011-10-24我们很是佩服这位敢向长沙县县委书记公开叫板的湖南省纪委在职干部！他的这一举动，实际上再一次触及我国民主政治的隐痛——官员的引咎辞职问题。长沙县警方拘留殴打讨薪农民工，这是极为明显的脱法行政，如此恶劣的一个暴力事件，怎能没有官员为此引咎辞职呢？
引咎辞职是在国外实行了很久的一项制度，可在中国却很少有引咎辞职的官员出现，哪怕有些地方纰漏不断，但就是官照当、俸照享。有人说，引咎辞职在中国“水土不服”，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项严明的制度。
所谓的引咎辞职，就是党政官员或管理层的领导，对其管辖范围内发生的重大责任事故，主动承担政治上和管理上的间接责任。之所以要引咎辞职，一是为了平民愤，让老百姓满意；二是对现有官员起到警示作用，使他们在工作中恪尽职守，以减少类似的重大责任事故发生。
其实，我国也有引咎辞职的“规定”。早在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就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引咎辞职制度的要求。但这项制度在官员人数居世界第一的中国鲜有实施，某些“问题官员”宁可被责令辞职，就是不肯主动引咎辞职。近几年，火灾、矿难、爆炸等恶性事故屡屡发生，不少官员明显负有领导责任，在发生事故后总是千方百计推卸责任，大肆指责。如此贪恋权位，真的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蒙羞。
在中国，让官员引咎辞职为什么就这么难呢？除了“官本位”观念的根深蒂固，主要还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滞后。一旦当了官，除非跟错了人、站错了队，否则就不会有退位之虞。于是，出了事后，便出现了责任官员平级调动、易地任用、明降暗升等现象。即使是对于那些责令辞职的官员，也要“保留原级别，由组织上重新安排工作”，并寻机曲线复职。如此这般，官员为什么要引咎辞职呢？莫非脑子进水了？
中国的官员，从理论上讲不是官而是公仆。但是“公仆”的形象在时下的中国似乎蒙尘太多，需要经常擦拭清洁。像引咎辞职，就有必要“与国际接轨”，绝对不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稀罕物。随着依法行政的推行，引咎辞职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制度和惯例。官员只有主动引咎辞职，才能有利于营造一种良性的“官场文化”，从而谨慎用权、小心为官。
关于长沙县警方拘留殴打讨薪农民工一事，我们期待有官员为之负责，期待有官员引咎辞职。既然为官，就要有为官的正气与勇气，贪恋权位算什么共产党人？
' />官员“微博叫板”折射维权困境2011-10-24名为“御史在途”的省纪委干部微博发帖与县委书记叫板打擂，并以乌纱帽为赌注要求澄清事实真相，堪称官场独树一帜的监督创新，究其动因，一是基于对50名农民工无辜被骗并受诱捕的权利被侵的同情与声援，二是缘于对事发半年当地官员处理未果的质疑与义愤。“御史在途”不畏权势、为民请命的义举深得网民盛赞。
毋庸置疑，构建诚信和谐的生活秩序，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这些仗义执言、勇于较真的“血性汉子”，由此人们想到了前不久那位敢于坚持原则、挑战一把手权威的被殴副局长，官员为追求真理而“冲冠一怒”的一搏，无疑是打破官官相护、权权相隐的官场潜规则的一缕春风，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人们期盼这样的官员多多益善，这样的监督成为官场常态。
然而，透过官员“谁错谁辞职”的微博叫板，人们在欣喜之余又不免涌起些许的忧虑与反思。从“御史在途”的微博自述中人们不难发现，其叫板打擂的冲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被迫回应的“逼上梁山”，其“非正常”创意的背后，恰恰折射出诸多不正常的社会隐忧。
微博叫板反衬出正常渠道维权的体制短板。按理说，无论是农民工维权讨薪，还是对官员不作为的问责督导，都是体制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寻常之事。更何况“御史在途”的所在单位就是以维护党规党纪为己任的省级纪委，“讨公道”缘何非要采取非正常手段，“大路不走寻小道”也许正是正常渠道“此路不通”或“渠道不畅”的无奈选择。事实上，“闹大维权”、“怪招维权”已成为时下社会心照不宣的共识。君不见，农民工从跳楼秀到封门堵路、从祭拜河神到聘请新闻发言人，再到活埋“自虐”的讨薪创意；为妻子的劳动争议纠纷，湖北孝感中院法官身着法袍、高举白底黑字的大号“冤”字越级上访。我们为微博叫板的别出心裁叫好，为微博监督的魔力称奇，但又何尝不期待正常渠道的畅通无阻，而以怪招维权的创意越少越好。
解读“谁错谁辞职”的叫板，其实质是拿官帽赌公道的博弈，这无疑是击中了官员的命门。但个人之间的叫板远不如制度问责给力。纵观时下风行社会的问责制度，从对食品安全事件的问责到对矿难事故的追究，从经济发展的指标考核到对社会稳定的“一票否决”，凡事不乏问责机制，而且无不与官员的升迁去留挂钩。但在实际操作中，制度问责往往显得疲软乏力。媒体披露、微博举报往往先于制度监管，并常常表现出相对的灵敏与执着。就本案而言，事件发生已半年时间，警方也已介入调查，但迟迟未见回音。以至于举报者不得不再次叫板追问。“御史在途”以“谁错谁辞职”作为“以谢天下”的赌注，充分显示其胜券在握的底气，而长沙县委书记的不予接招，是不是出于对官帽顾恋的心虚所致。人们静候县委书记敢作敢当的应战表态，但又何尝不企盼机制问责的主动和有效。为百姓维权，不能仅仅是“一个人在战斗”个人叫板，而应该是政府部门和社会管理机制的分内职责。
' />纪委干部微博叫板县委书记有何不可2011-10-24不仅对地方领导点名道姓，再辅以“辞职以谢天下”的大义凛然，如此公开叫板，围观几成必然。这位博名为“御史在途”的纪委干部也在微博上引来叫好声一片，认为其是敢说话、敢为民做主的好干部，当然也有此真性情的异议，韩涵先生作有《省纪委干部为何微博叫板县委书记》，在这篇评论中，韩先生认为，专司监督职能的纪委干部本应可以通过体制内途径去维权，但如此剑走偏锋通过微博、短信等非正式渠道，并非根本之计，只有靠机制的保障，才是正常的。
作为一位占据资源优势的纪委干部，寻求机制上的解决，不仅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也能彰显法治的力量，能形成强烈的正面效应，或许正如韩涵先生所揣度的那样，正是因为多次打击，让这位纪委干部对正式维权渠道失去了信心。于是有了“省纪委干部为公民维权，监督不法官员，尚且如此之难。换成普通的民众，他们所凭恃者，又有几何”的悲呛，不过在笔者看来，在利益诉求通道不畅，社会阶层严重板结的大背景下，这倒也不失为一件看来令人稍许宽慰的事。
首先，从纪委干部微博叫板来说，可能并非别无他选的悲情选择。在他看来，微博或许是一种体制之外新生的，且极有力量的监督方式。虽然他是一名体制内的纪委干部，但他首先是一名有正义感的公民。因为工作的原因，让他掌握了一些信息资源，那么此番微博叫板，也只是一名公民在微博上的表达，因为拿出了自己的顶翎做赌注，掺和了权力色彩，才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关注，而这或许正是其要形成强烈表达态势的一种方法而已。在他最近更新的微薄回应中，也表达了此番意见。
再者，当前社会矛盾突出，一个重要的症结便是阶层结构板结，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从此次微博叫板，一名纪委干部能够通过微博为民请命，我们欣慰地看到，微博的发展，也能实现阶层之间的沟通，有利于阶层板结的松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此微博叫板，便能看到新生的微博力量：网民的强烈关注，已经让此事件置于公共舆论的关注之下，倒逼出各方力量的进一步博弈，不出意料的话，不日将迎来官方的正式回应，如此想来，微博叫板并非与体制维权的绝对对立，说不定双方就存在天然的默契。
有了体制上的保障，当然是民众之大幸，但此番微薄叫板并非苦情悲剧，反而是锦上添花。让我们看到，体制上的维权之道，并非总是要多么地刻板和无情，另一种声音的公开表达，既是维权方式多样化的体现，也是公民意识的苏醒的征兆，更难为可贵的是，是体制力量能够容许体制外维权表达的存在，令人欣慰。
' />“微博打擂”折射的官场生态2011-10-24“御史在途”的战书赫然高悬：如果经公开调查，证实民工的诉求不合理，自己会立即辞职，但“请问长沙县委书记杨懿文同志、亲自部署诱捕民工的长沙县公安局长曾卫国敢说‘如果这些民工的诉求合理，我立即辞职以谢天下’吗？”
“御史在途”果然有御史之风。古代官员为朝廷命官，御史纠弹，要直达御座。现代官员，号为“国家干部”，并没有皇上来任命，而是按级别管理，有省管干部、市管干部等区别，监管督责也“属地化”了，并没有真正的御史来风闻奏事。长沙县委书记、长沙县公安局长，应属市管干部吧，就监管责任来说，省纪委干部“御史在途”并无直接权力。
不过，现代官员，又称“人民公仆”，因此道理上任何人都可以履行监督权，并可以诉诸公共舆论。省纪委干部在微博上公开下帖，与两名市管干部邀约调查一宗民工讨薪事件，有错者辞职，正是诉诸公众评判，双方以个人信誉和政治生命作保证，把是非亮明在全社会面前。
报道说，“御史在途”出此招数，是因为他4月微博声讨长沙县警方拘留殴打讨薪民工后，长沙警方在微博上作出回应，称“长沙县公安局高度重视”，已对事情展开调查。然而，调查结果并无下文，却又“常有小人向我的领导、同事说长沙县公安局拘留讨薪民工并无不当，因为民工诉求不合理”。这就是说，“御史在途”是因为个人声誉和工作环境受到了影响，而施加影响的人又不是通过正式渠道，使他无法对垒，于是不得不以一己之力，公开叫阵于长沙县官员。
“御史在途”的做法并不符合通常的官员行为方式。在那种常例下，官员不可以有“个人意气”，而必须合乎程序与规范，如果你面对非程序与规范的中伤，那就只好吃哑巴亏；如果你硬要与之相抗，那么要么找不到头绪，要么就只能是犯“个人主义”的错误。“御史在途”因感到“常有小人”背后搞事，直指长沙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这就是“个人主义”。
上面的解释，可以让我们了解，官场是一种怎样的生态。它一方面在台面上腔调正式而空洞，另一方面又容许甚至是鼓励了“小动作”，被“小动作”击中，只能有苦说不出，因为你一旦说出，那必然是没有人承认“小动作”的存在，反而是你性情操切、疑神疑鬼。见不得阳光的行为，在官场不仅大有市场，而且成为潜在的正规机制，鬼鬼祟祟反而装扮成光明正大而闪亮登场。
“御史在途”显然是不想沉心静气地忍受中伤了。农民工讨薪被打，而且是被官方诱捕殴打，他说了几句话，不仅农民工的冤屈未能伸张，自己还被装了进去，遭受小动作，这就是正直的下场，而他要将这些暗中的动作公开出来。
长沙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会不会接招呢？我可以肯定，不会的。我们暂不肯定事实到底如何，农民工是否讨薪挨打，长沙县公安局长是否诱捕讨薪民工，农民工诉求是否合理，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是一回事，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不会接招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在官场的逻辑里，“谁错谁辞职”，这是个人赌气，而我们是服从组织的，辞职不辞职要由组织安排。官场有自己的体统，辞职也是一种组织安排，而非由个人决定。
这样，农民工讨薪被诱捕殴打是否属实，也就不重要了。如果这事情由组织上进行处理，那就属实；如果没有处理，那就是不属实，而长沙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有无责任及该当何责，也要由组织分派，响应“御史在途”的战书，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响应本身就是错误。
在一个不需要个人声誉与尊严的地方，不会有人理会“御史在途”的挑战。扔下白手套的“御史在途”处在无物之阵中。这无物之阵，正是不透明官场的精密设计，祥和而有序，严肃又正经，就是不能把事情端到公众面前，这不是哪个官员的事情，而是哪个官员都要维护的秩序。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 />省纪委干部为何微博叫板县委书记2011-10-24“如果经公正调查证实民工诉求不合理，我立即辞职以谢天下”。“请问长沙县委书记杨懿文同志、亲自部署诱捕民工的长沙县公安局长曾卫国，敢说‘如果这些民工的诉求合理，我立即辞职以谢天下’吗？”近日，微博上一个名为“御史在途”的湖南省纪委在职干部，就湖南省长沙县警方拘留殴打讨薪农民工一事，叫板该县县委书记。（据10月22日《南方都市报》）
一个省纪委的干部，喜为民众打抱不平，敢在微博上指名道姓批评地方官员，甚至不惜以官帽对赌，如此独树一帜的官员，自然引来网友的热捧。虽然该纪委干部曝光的农民工遭诱捕一案尚待调查澄清，但无论如何，这样真性情、敢说话的官员无疑是民众所乐见的，这样的官员应当被善待。
然而，作为纪委干部，对于体制内处理此类案件的程序，包括申诉、举报等等，不仅再熟悉不过，更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何况还是省级干部对县级干部。可为何“御史在途”舍体制内的正式渠道不走，而剑走偏锋求助于微博呢？从报道看，“御史在途”在帮民众维权的经历里，除发微博外，他还通过请媒体朋友介入调查、给地方一把手发言辞激烈的短信等方式，伸张民众的权利，这些方式似乎都有些“另类”，走的并非法定的、正常的程序。
由此不难判断，这位省纪委干部对于体制内按部就班的正式维权渠道，缺乏足够的信心。据其坦承，他曾就一拆迁户补偿款被侵吞去某乡政府调查，约了乡党委书记见面，结果他在前门等，乡党委书记一散会就从后门溜走了；他曾连续9年关注一个老人的冤案。每当这个老人想走极端时，“我都劝诫他理性文明上访上诉，相信真理和时间的力量，但真理却离这个可怜的老人越来越远”；此次他叫板长沙县当地领导，为的是“四月份的事”，从4月至今的半年时间内，恐怕他已用尽体制内的办法，结果却难遂人愿。
借助媒体、短信、微博，显然是被逼出来的，但即便这些“另类”方法，也并非一使就灵，例如，他给有的地方的一把手发短信，人家对他不理不睬，他在微博上叫板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并不买账。他屡屡打破官场规则，丝毫不顾及官员的面子，可以想象，他为此承受过多少压力。省纪委干部为公民维权，监督不法官员，尚且如此之难。换成普通的民众，他们所凭恃者，又有几何？
一个省纪委干部为素不相识的讨薪农民工而奔走呼号，固然令人感佩，但也应看到，这种利用官员个人之力，个性化的维权方式，终究能量有限，不是根本之计。什么时候，省纪委干部“叫板”县委书记不需要上微博，什么时候，正常的维权渠道可以给公民充分的信心，一切不依赖个人的意志，而是靠机制的保障，那么这一切，才算是正常的。
' />官员网上叫板折射 "一言堂"的官场生态2011-10-24纪委干部叫板县委书记，而且为的是警方殴打农民工的事情，让人看后，觉得正义得到弘扬，但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在这个事件中，可以说纪委干部是在为民请命、伸张正义，并且利用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渠道，要拼个鱼死网破。但这种为民做主，为民解忧的意愿，却只能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表达，利用众网友的围观引起社会的关注，以期盼问题得到解决，民意诉求得到满足，社会公正得到维护，这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多少不正常的官场生态！
不禁想起，前不久，湖南衡阳司法局召开党委会，局长万春生与副局长廖曜中在“进人”问题上发生争执。为强迫廖副局长接受意见，万局长大打出手，上演了真实的“官场现形记”。都是政府的官员，都是意见不一致下的纠纷，不同的是一场是在虚拟网络上的口水仗，一场是在现实中“真刀实枪”的拳打脚踢，背后都是当前官场内不同意见难以表达、即使表达也不被尊重的家长制作风。
很多时候，我们谈论普通公民的利益诉求如何表达、如何畅通老百姓的利益诉求渠道，谈论政府官员如何回应民意诉求，比如某些地方政府通过微博来为民解忧，影响舆论。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过分强调社会底层民众的诉求，而对于某些政府关于意见表达的渠道却视而不见，最后只是官场利益表达上渠道“黑洞化”“空白化”， “一把手”什么都说了算，搞“一言堂”，而不是集体领导、集体决策、民主决策。在“一言堂”的体制下，很多“识时务”的官员就只会看领导的眼色、迎领导的口味、拍领导的马屁，在决策过程中他们的作用，也就成为领导意志的附庸。可想而知，这些人民寄予厚望的政府官员，在独断专横的过程中，能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吗？能谦虚的向周围的同事请教吗?最后制定的政策，很可能只是从自己的政绩出发，驴唇不对马嘴，劳民伤财，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影响自身的合法性。
在我们地方政府内部，首先要畅通官员表达利益的渠道，让风气正常一些，让官员敢于对具体的政策发表言论，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不能打击报复。在决策的过程中，严格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实行集体领导，坚决杜绝“一言堂”“家长制作风”。惟有如此，政府官员才不会在会场大打出手，才不会把争论蔓延到互联网上，社会正义才能真正得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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